近日，上海博物馆一款“蝠桃瓶”文创冰箱贴引发了广泛争议。这款以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为原型的发光冰箱贴，因其“发光功能”与“瓶底开孔”设计被认为与文物流落海外被改装为台灯的经历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呼应，被指为“消费文物苦难史”。然而，博物馆方面回应称，文创产品的开发是基于对文物多元意义的挖掘，而非对历史伤痛的调侃。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博物馆文创开发、历史解读以及民族情感的深刻思考。

　　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的价值是多维的。它既是雍正官窑的创新之作、清代粉彩工艺的实证，又是中西收藏史的缩影与文物回归的象征。其流散海外、被“挪用”为台灯灯座的经历，虽含辛酸，亦是其生命史不可分割的真实章节。

　　正如一位资深文博学者所言，若为“情感洁癖”而回避历史，无异于阉割文物生命史。博物馆的基石是研究，其权威性植根于对历史语境的全景还原能力，而非修饰或屏蔽伤痛。

　　此次争议的焦点，在于文创设计是否在“消费苦难”。但回溯上博的文创逻辑，其“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理念并非凭空而来。30年前开发的耀州窑台灯，如今流行的冰箱贴，本质上是将文物元素从展柜中解放出来，融入日常。

　　正如业内人士所言，欧美对中国瓷器的二次改造曾是风尚，这种历史语境下的再创作，与其说是“调侃伤痛”，不如说是对文物多面性的呈现。

　　更值得深思的是博物馆专业释读权的边界。当“用鸦片纪念林则徐”的极端类比出现，实则是将复杂的文物叙事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情绪宣泄。文物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的，它的工艺之美、流转之痛、回归之幸，共同构成完整的意义体系。

　　博物馆的职责，正在于用专业研究搭建认知框架，让公众看到除“苦难史”之外，还有工艺传承、文明对话等多重维度。

　　上海博物馆开发的数十款蝠桃瓶文创中，既有写实摆件也有抽象设计，这种多元叙事策略恰恰体现了对文物历史的尊重。当公众将特定设计元素与苦难史强行关联时，或许正反映出历史教育中对“创伤记忆”呈现方式的单一化认知。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有责任通过文创产品打破这种认知闭环，让历史以更丰富的形态融入现代生活。

　　（作者：王景欣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研究生）